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在海军中将瓦伦德（Sir George Warrender）的指挥下驶入德国基尔（Kiel）军港，受到德国公海舰队（High Sea Fleet）总司令因根荷（Friedrich von Ingenhol）上将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下午，在各舰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中，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Ⅱ）乘坐皇家游艇“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号进港，从此开始一连串令人目不暇给的活动。
英德的伙伴关系
德皇驾临英国旗舰参观，并在瓦伦德将军的专用餐厅进餐。席间德皇谈笑风生，瓦伦德则发表演说赞扬英德两国海军的传统“伙伴”关系。将近一周，基尔港有如举办嘉年华会一般热闹，英德双方互邀对方军官登舰或至德方家庭做客，关系融洽到谁也没有料到这两支舰队是为摧毁对方而建造的。
沉醉于这场升平梦境的人们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被青天霹雳摇醒。当天下午二时三十分，一通电报传抵基尔，宣布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塞拉耶佛遇刺身亡。威廉二世次日一早即离开基尔，准备前往维也纳参加葬礼，留下略微尴尬的瓦伦德勉力完成剩余的行程，却完全没想到仅仅在三十六天后，彼此将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的确，英德两国发生战争是当时许多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事。威廉二世是已故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四年前去世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的外甥，以及现任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自汉诺威皇室（The House of Hanover）以来，英、德两国贵族互相通婚与继承封建资产者不知凡几，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怎会导致“自家人打自家人”的局面？这是人的选择还是天定宿命？
自从拿破仑垮台以来，欧陆本身已一世纪未有大规模的结盟战争。在这个被称为“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十九世纪，举世独强的英国皇家海军纵横七海，成为开疆拓土及维护自由贸易的工具，也是欧洲政局的一股稳定力量。
然而自一八六三年开始，欧洲局势开始出现新而深远的转变。当年不堪国内政局纷扰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Ⅰ）无奈地起用俾斯麦为首相，从此开始七年惊涛骇浪的德意志“铁血”建国过程。凭借俾斯麦优异的外交才干及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的军事天才，普鲁士得以在其建国“三大战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统一德意志诸邦。但也因此制造了一个新的难题——德国问题，困扰全世界达百余年之久。
新兴强国如何纳入现有世界权力结构一直是近代史的重大问题，有些国家的兴起近乎风平浪静，如美国的例子，有的国家则造成世界局势的不稳定甚至巨大的变动，德国自然是后者的极端范例。
除法国外，一开始其它欧洲国家似乎对德国的兴起并未特别感到不安，这得归功于俾斯麦的明智外交政策。俾斯麦寻求的是确保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不是进一步的扩张，他极力拉拢俄国及奥国，使法国孤立无援，但又对法国表现宽大，以和缓其复仇之情。对英国，俾斯麦基本上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认为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根本不可能有重大的冲突。他对殖民地兴趣缺缺，对俄奥两国竞逐的巴尔干半岛则认为不值得牺牲一个士兵的性命。
然而尽管俾斯麦曾是备受信赖的首相，时代的巨轮终于还是将其拋下权位。长期与俾斯麦“相忍为国”的威廉一世及其太子于一八八八年相继去世，继位的皇孙威廉二世年仅二十九岁。他与俾斯麦之间沟通困难，关系逐渐恶化到难以忍受的地步，终于导致俾斯麦在一八九○年去职，欧洲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威廉二世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母亲有意的英式自由主义教养，他的英文与德文一样流利，据说会不自觉以两种语言交谈。在温莎宫时，维多利亚女王以慈祥大家长的态度接待这个长孙，让他度过不少愉快的岁月，十八岁即获女王颁发英国最高的嘉德勋章（The Order of the Garter）。然而自二十一岁起，他以少尉身分进入军中，开始受到普鲁士极权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思想与行为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热烈拥抱普鲁士传统及军队神圣这类的教条，而逐渐与父母，特别是母亲所珍视的英式作风疏远。
威廉二世所继承的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帝国，俾斯麦固然成就非凡，但他不折不扣是一个反民主的封建政客。他就任首相之初就悍然不顾议会的反对，非法施行国家的预算。随着德国一次次战争的胜利，反对者益发噤若寒蝉，俾斯麦则益发坚定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信。德意志帝国虽也有所谓宪法，但那是在帝国成立时俾斯麦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宪法。该宪法规定国会（Reichstag）对预算及其它法案有同意权，但却不能自行立法，对首相及帝国官员的任免也无同意权，首相的任免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好恶，与那一个政党赢得选举无关，因此政府的施政不必对民选的议会负责。即使如此，俾斯麦还是不只一次扬言要撕毁这部出自其手的宪法，以克服议会对他的反对，他对民主法治之轻蔑可见一斑。
德皇的威权
德国的军队尽管是以平民百姓的税金维持，宣誓效忠的对象既不是宪法更不是民选议会，而是皇帝个人，因此“普鲁士不是拥有一支军队的国家，而是被普鲁士军所占有的一个地区”。德国的军官团一向是贵族阶级“容客”（Junker）的堡垒，外交团队的情形也差不多。森严的阶级制度令新富的工商界人士大为不满。俾斯麦推动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安全立法，给予劳工保险及退休金，希望劳工阶级能安于其位。但是在一个人民普遍缺乏参政权的社会，物质的收买有其限度，因此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潮仍风起云涌，并化为具体的行动要求改革体制。俾斯麦对这些“颠覆”活动的反应是立法严厉箝制言论与集会结社的自由，迫使许多社会运动转入地下且更趋极端。
威廉二世及其官员似乎从不正视这些严重的根本问题，战争的胜利及蓬勃发展的经济为其政权提供一切合法性。许多德国军官趾高气扬，认为武力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即使学术界人士亦不落人后，大肆宣扬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及扩张的不可避免。学者如柏林大学的历史教授柴兹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公然鼓吹战争是“神圣的工具”，只有在战争中国家才成为真正的国家。他认为个人是没意义的，每一个人必须忘怀自己而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共同为祖国无私无我的奉献。这种国家权力至上的「学说」，对本已狂热的民族主义不啻火上加油。
但全德国最得意忘形的人还是威廉二世。一八九一年十一月，波茨坦禁卫军的新兵对他宣誓效忠时，他发表演说：
士兵们，你们已经对我宣誓效忠……已经将你们的身体和灵魂交给了我，你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我的敌人。由于现今社会主义者的骚动，也许有一天我会命令你们对自己的家人、兄弟、以及，没错，父母开枪……到时候你们必须毫不迟疑地遵守我的命令。
在另一场合，他则一副黑帮老大的口吻：“这个帝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我绝不容忍其它（想分享权力的）人。”一九○○年六月，中国义和团包围北京外国使馆区，德国驻华公使遭杀害，威廉二世暴跳如雷。七月二十七日，他站在即将出发前往中国的第一批远征军前大肆叫嚣：
你们要知道，你们将遇到一群狡诈，配备精良，又残酷的敌人。迎向他们把他们打垮，不要饶了他们，不要留活口，落到你们手里的人就杀掉。就像一千年前阿提拉王手下匈奴的名声到今天仍在传说和寓言中回响一样，让德国人的名声也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历史回响……
德国果然开始以“流氓国家”的名声在回响，德军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多了一个“匈奴”的绰号。
德国的对外关系在俾斯麦去职后不过一个多礼拜就有了重大转变。德国原准备与俄国再续所谓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威廉二世竟然言而无信，使得俄国人大为光火。一八九四年，俄法两国终于结为军事同盟。然而真正影响重大的是德英关系的转变。威廉二世对英国的态度是爱憎两极。他以身为英国皇室的一员感到自豪，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时以“亲爱的外婆”（Dear Grandma）开头，造访英国时“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他会不经意吐露对英国典章文物的赞美。一九○一年六月维多利亚女王临终时，他推开一切活动前往探视，他真情流露的哀伤，感动了许多英国人。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口不择言与争强好胜的虚荣心常常造成彼此关系的紧张。威廉二世将一切责任推给英国，认定英国的一贯政策是妨碍德国的发展，不让德国与英国平起平坐。
德国朝野人士也有类似的抱怨，不满在欧洲以外地区缺乏与德国大国地位相称的活动天地。他们举出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要求不计一切代价获取殖民地。只是举目四望发现已无多少可以插足之处，而横 在他们通往世界强权之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英国。
在南非，德国人发现一个绝佳的立足点－－川斯伐尔共和国(The Transvaal Republic)。川斯伐尔与奥伦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都是由波尔人(Boer)组成，是早期荷兰移民的后裔。英国允许他们自治，但外交权除外。相安无事的局面在一八八六年被打破，那年在约翰尼斯堡附近发现大金矿，引起英国在南非的头号帝国主义者罗德(Cecil Rhodes)的垂涎，他还一直梦想打造一条从开罗直达开普敦的铁路，这也有赖除去川斯伐尔这个障碍。感受到威胁的川斯伐尔总统克鲁格(Paul Kruger)于是转向德国求助。
敌对的缘起
一八九五年底，罗德的一位亲信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纠集了近五百名乌合之众，冲进川斯伐尔，以为拿下该国易如反掌。虽然入侵行动终以闹剧收场，但德国朝野一致猛烈抨击英国的「侵略」行动，并威胁切断外交关系。情绪失控的威廉二世甚至提出许多荒诞的计画，包括收川斯伐尔为保护国及派遣军队前往当地。当首相提醒他这样做不免与英国发生战争时，德皇居然回答说：“没错，但只在陆上打。”令在场的海军将领为之语塞。威廉二世终于稍稍恢复理智后，他同意大臣的建议舍弃武吓改以文攻。于是他发了一通电报给克鲁格：“在你的人民支持下而未求助友好的强国，你们以强力的行动成功地抵抗入侵贵国之扰乱和平的武装集团，而得以恢复和平及保全国家的独立免受外来的攻击，余深致贺忱。”这就是有名的克鲁格电报。
电文一公开立刻获得德国朝野的喝采，舆论大肆赞扬德国终于站起来对英国说“不”。英国的反应也同样激烈，不了解川斯伐尔究竟干德国什么事，觉得这像是被多年好友无端打了一个巴掌一般。许多人认为克鲁格电报是英德敌对的缘起。
英国与波尔人间的和平终究难以持久，战争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再度爆发，英军败报频传，只得一再派兵增援，直到翌年六月才攻陷普勒多利亚。但是波尔战争军费浩繁，远超过英国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地榨取所得，算是对高傲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其风烛残年的薄惩，也是对推行帝国主义或企图效颦者的警示。这场战争也让许多英国人重新检讨“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国策，他们发现大英帝国已扩张到其国力极限，无法同时在世界各处占有优势。如果她不能至少和一、二强权取得谅解，就有可能面临全面崩盘的危险。
于是英国首先于一九○二年与日本结为同盟，以纾解其在远东所面对来自俄国的压力。环顾欧洲，许多英国人觉得如果英国非放弃光荣孤立不可，他们宁可与法国走近一点。终于在一九○四年四月七日，两国签署协议（Anglo－French Entente）解决彼此在殖民地的争议，其中最重要的是英法互相承认各自在埃及和摩洛哥的支配地位。但该协议的最后一条载明，两国政府“同意对有关埃及与摩洛哥声明条文的获得执行，彼此给予对方外交支持”。事后看来，这段看似无害的文字，却成为英国逐渐给予法国更多承诺的开端。
两个人堪称是波尔战争的受益者，一个是参战被俘又成功脱逃而声名大噪的丘吉尔，他归国后不久即乘势而起当选下议员。另一个则是刚愎自用的铁必兹（Alfred von Tirpitz）。早在一八九七年初他即率领巡洋舰队梭巡中国沿海以为德国寻找一个海军基地，他最后择定青岛，并强迫清廷“租借”，于是青岛成为德国海军唯一的海外基地。但在这之前，铁必兹已奉召返国出任海军大臣。就职才九天，他就呈给德皇一份机密备忘录，宣称英国是德国最危险的海上敌人，只有战斗舰队方能与之对抗，因此主张在一九○五年前建造十九艘战斗舰，这就是一八九八年二月国会所通过的“第一海军法案”的蓝本。波尔战争中英国海军拦检德国船只的事件，让德国群情激昂，他抓住这个机会推动“第二海军法案”，轻易获得通过，准备在一九二○年前再多造十九艘战斗舰。于是德国走上与英国直接冲突的不归路。
隔着北海的英国开始高度注意德国海军的发展，海军部（The Admiralty）的情报显示，德国战斗舰较小的作战半径及局促的生活空间，显然是为在北海战斗而设计的，因此除了英国之外没有别的假想敌。一九○四年接任海军首长（First Sea Lord）的费雪（Sir John Arbuthnot Fisher）以增强英国本土水域的防御为第一优先，四艘地中海舰队的新战斗舰立即抽调返国，加入本土舰队（Home Fleet）的行列，并改称海峡舰队（Channel Fleet）。原先的海峡舰队则改名为大西洋舰队，以直布罗陀为总部，拥有八艘战斗舰，可以北驶在三天内增援海峡舰队，或东驶加强地中海舰队。地中海舰队在实力被削减三分之一后，奉令开始研究如何与法国舰队并肩作战。
费雪接着开始大举淘汰老旧的舰艇及遣退冗员，并认真要求皇家海军的射击训练。费雪的治军原则是认为巨额的预算并不能买到较高的战力，自他接任以来预算逐年删减，到一九○七年皇家海军一年花费纳税人三千一百四十万英镑，比他接任时少五百四十万镑，但“精实”后的整体战力却提高了三倍。
费雪的另一项创举是将他多年来所构想的一种革命性战舰付诸实现，近人马西（Robert K. Massie）所着《无畏》（Dreadnought）一书中有精采的描述。这种被称为无畏型的战舰有二十一节的航速，配备十门十二吋炮，以及厚重的装甲，并使用当时尚未充分验证的蒸汽涡轮引擎。第一艘命名为“无畏”号的战舰于一九○六年十一月正式服役，立即震撼全球海军。《珍氏年舰》的评论形容一艘无畏舰可抵二或三艘他型战舰。
德国似乎对英国日增的戒心并不放在心上，仍持续在国际间制造紧张。一九○五年三月，威廉二世在首相布罗（Prince Bernhard von Bulow）的极力怂恿下登陆丹吉尔（Tangier）。虽只停留短短几小时，却在演说中宣称德国承认摩洛哥独立国的地位，并告诉法国公使德国将与其它国家公平参与摩洛哥的事务。欧洲各国心知肚明，德国的目的不仅在分一杯羹，乃藉以羞辱法国并昭告世界：英法间的协议毫无用处。法国被迫同意在西班牙的阿尔及西拉斯（Algeciras）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这个问题。未料会议的结果却走向与德国预期相反的方向，英国代表尼柯尔森（Sir Arthur Nicolson）在会中力挺其法国伙伴，其它国家除奥国外也都支持法国，反而确立了法国在摩洛哥的优势地位。
这场所谓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促使英法两国更加接近。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外相格雷（Sir Edward Grey），秘密批准英法两国参谋本部展开“对话”，以谋因应之道，且在危机结束后继续保留这个沟通管道。这次危机也促使英俄两国尽释前嫌，终于在一九○ 七年八月底签署协议（Anglo－Russian Entente）解决彼此的歧见。德国于是开始感受到被「围堵」的危险，整个欧洲只剩奥国这个可靠的盟友。德国开始不计代价地支持甚至鼓励奥国，终于在巴尔干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
入侵一九一○
德国一贯的武力恫吓与威廉二世经常的大放厥辞，也加深英德民间的恶感。自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以来，遭受海峡对岸强权的入侵一直是英国人最深沉的恐惧。一百年前英国好不容易摆脱了拿破仑的入侵威胁，如今新兴的德国似将取而代之。描写德国「入侵」行动的书报杂志开始大卖特卖，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例如一九○三年出版的《沙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作者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叙说两个英国人驾驶游艇沿德国北海岸度假打猎，无意间发现一个神秘的企业，在历经艰险后终于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庞大的海运集团，正在做兵员运送的演练，准备一旦有事时“万船齐发”，一举跨过北海登陆英国。
一九○六年三月起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连载的〈入侵一九一○〉（The Invasion of 1910）则是彻头彻尾以耸人听闻为目的的作品。作者勒魁克斯（William Le Queux）干脆就从“沙之谜”中德军的集结地点讲起，描述德军闪电登陆英国，引发英国人强烈的抵抗，伦敦遭到德国的屠戮与占领。最后在全体英国人一致奋起抗战下终于迫使入侵者投降，但英国的经济与财富也荡然无存。书中的德军个个是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德皇则是嗜血的蛮子，一心要将英国摧毁。〈入侵一九一○〉结集出版后轰动一时，全球卖出超过一百万本。
不让“妖魔化” 德国的文字专美，一九○九年杜莫里耶（Guy du Maurier）撰写的舞台剧《一个英国人的家》（An Englishman's Home）亮出真正的德式钢盔与制服在英国人眼前。夜复一夜，每当剧中主角——一个英国平民终于拿起武器反抗入侵者，并民粹式地高喊“我是一个英国人” 时，戏院里就响起如雷的欢呼声。该剧连演了十八个月，陆军大臣哈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借机在戏院门口设立摊位，为其地方自卫军（Territorial Army）招募志愿者，于是在戏院里义愤填膺的热血青年只要一出戏院大门，就可纾解其报国的热望。
这些危言耸听的作品使许多英国人开始神经紧张，对境内外国人疑神疑鬼。陆军部三不五时就接获“密报”，说有德国特工企图破坏军事设施，或有德国飞船或军火被发现，国会议员也不分青红皂白大加质询一番。而英国境内的德国“间谍”数目，也从一开始估计的“数千人”，扶摇直上至“三十五万人之多”。德国的被妖魔化使英德间的不信任感加深，也使外交谈判益加困难。
当一九一一年德国再度挑起摩洛哥危机时，连许多温和的英国人也觉得受够了。政府开始认真拟订一个派兵支持法国的作战计画，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建议，战争爆发后立即调派四个师十万人到法国，并在封锁德国海岸后再加派两个师，他也主张投入英印部队十万人参战。丘吉尔的雄辩滔滔让首相艾斯奎（Herbert Henry Asquith）刮目相看，为他赢得梦寐以求的海军大臣职位。
英德关系恶化至今，海军已成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终止或暂缓双方的造舰竞赛，任何改善关系的提议都只是空谈。英国人不能明白，为何像德国这样的陆军国家必须在海上挑战英国，诚如丘吉尔所说的，海军对英国是必需品，对德国却只是奢侈品。然而德国人却另有一套看法，他们认为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让英国正眼瞧德国，才能让德国真正跻身世界舞台。英国曾试图藉由非正式的协商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曾留学德国的哈尔丹奉派与德国高层会谈，丘吉尔也喊出“海军假期” （Naval Holiday）的口号，建议双方停止造舰一年，以冷却紧张的局势。可是双方对国家安全与荣誉的认知差距过大，彼此的不信任感已累积到难以有效沟通的程度。格雷尤其担心英德谈判会引起法国的疑虑，虽然英国从未白纸黑字说要与法国并肩作战，但若英国反悔，必将严重打击英国的大国威信，衍生极不利的政治与军事后果。
一九一二年九月，丘吉尔再从马尔他召回四艘地中海舰队的战斗舰，剩下的四艘则留在直布罗陀听候差遣。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则宣布六艘大西洋舰队的战斗舰将调往地中海，集结本国水域的英国大舰队，如今必须负起、“协防”法国海岸的责任。情势已非常明显，英国绝不可能在其“周边有事”时置身事外。
大局发展至此，两军对峙的局面已成。虽然还有许多人在外交上努力，也只是尽尽人事。瓦伦德中将战前几天在基尔的交流访问，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而已。
和战的抉择
谁该为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滔天战祸负责？不要忘记，一战的结束，不但没有解决战前的问题，反而埋下了另一场更可怕战争的种子。在德国复归统一超过十年的今天，长时间的沉淀，已能使我们以较清明平静的态度来看这段大历史。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史，从最早德意志各邦自由主义者的统一呼声，到今天自由民主的德国为文明世界接纳，成为欧盟与北约的重镇。以另一个观点来看，这是典型的“文明冲突”史，一个半封建的武力强权，在一次次与民主国家的冲突后，被迫脱胎换骨转化为一个现代国家。不管采取何种观点，全体人类却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包括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可估计的财产损失。难道将极权的普鲁士转变为今天统一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的德国，就必须走上这条曲折痛苦的道路？难道这是历史的必然，别无更好的抉择？
如果一开始德意志的统一运动是遵循当时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让各邦志愿参与，以平等的地位共同制定一部符合民主潮流的宪法，则以后的惨烈战祸也许都可避免。
即使不采用和平的上策，在打败法国后，俾斯麦也大可强势地推出一部权责相副，保障民权的宪法，将德国一举带上民主的大道。只是俾斯麦终究是忠于一人一姓的封建政客，德国朝野又得意忘形，于是悲剧就此产生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才以“他使我们置身战事之外”竞选口号获得连任不久的威尔逊总统，出席美国国会要求对德宣战，在历数德国的“罪状”后，他强调「普鲁士独裁政权必须被民主国家惩罚」，以及最著名的一句话：“这世界必须被做成对民主政治安全。”显然远隔重洋的美国也终于感受到威胁，不再认为欧洲事务不关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人类不须再付出巨大代价来学习这样的道理。
